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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爵所要做的头一件事,就是削弱奥尔西尼和科隆内这两个家族在罗马的党羽。为此目的,他笼络所有属于他们党羽的贵族们,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,给予重重的赏赐,并且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使他们荣任文官武尉。这样一来,他们原来对那些党派的感情,几个月间在他们心中烟消云散,而完全转过来向着公爵了。其后,当他把科隆内家族的人们解散之余,便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奥尔西尼家族。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到来了。他很好地利用了它。因为奥尔西尼(虽然为时已晚)终于察觉到: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大,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,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举行了一次会议[6]。结果,在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马尼阿的骚动爆发了,它们给公爵带来无限的危险。然而所有这一切危险在法国的帮助下他都克服了。公爵在恢复了他的声威之后,因为不愿由于依赖法国或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险之中,他便诉诸诡计。他深深懂得怎样掩饰自己的心意,他不惜献尽殷勤,笼络保罗·奥尔西尼[7],奉送金钱、服饰和骏马,从而通过保罗的斡旋,使奥尔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,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在西尼加利亚落入公爵的掌中。公爵消灭了这些首领并且使他们的党羽变成自己的朋友之后,他据有罗马尼阿全境和乌尔比诺公国,这就给自己的权力打下很好的基础。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罗马尼阿人的友谊,并且赢得所有这些人民的支持,因为人们现在已开始尝到他们幸福生活的甜头。[5]弗朗切斯科·斯福尔扎(FrancescoSforza1401—1466),穆奇奥之子,雇佣军队长;在米兰的公爵菲利普的军队中任职。关于这个问题,我想引述当代的一个例子。当今的皇帝马西米利阿诺[1]的宠臣卢卡神父[2]谈及皇帝陛下时说。皇帝从不谘询任何人的意见,而且又从来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。这是由于他采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。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人,他既不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任何人,亦不听取关于这些计划的任何意见。但是当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,它们就开始为人们知悉和发现,并开始受到他周围的人们反对。于是他很轻易地就改弦易辙。结果,他今日所做的事情,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;谁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,并且不能够信赖他的决定。钱柜娱乐首页qg777.com[3]朱利奥二世(IulioⅡ1413—1513)原名朱利亚诺·德拉·罗韦雷(IuAlianodellaRovelle),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,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,除费拉拉公爵抵御了他的攻击外,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。

钱柜娱乐首页qg777.com我觉得,列举那些继承罗马帝国帝位的皇帝们,上起哲学家马尔科[7]下至马西米诺[8]为例就足够了。这些皇帝包括马尔科、他的儿子科姆莫多[9]、佩尔蒂纳切[10]、尤利亚诺[11]、塞韦罗[12]、其子安托尼诺·卡拉卡拉[13]、马克里诺[14]、埃利奥加巴洛[15]、亚历山大[16]和马西米诺。[3]梅塞尔·焦万尼·本蒂沃利(MesserGiovanniBentivogli,1438—1508),安尼巴莱·本蒂沃利之子。其父被杀时,他才七岁。长大后在波洛尼亚执政(1462—1504)。现在只剩下教会的君主国有待探讨。关于这种国家,其全部困难来自取得这种国家之前。取得这种国家或者是依靠能力,或者是依靠幸运,而保有它却不是倚靠能力或幸运,这种国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。这种制度是十分强有力的,而且具有这样一种特性:它们使它们的君主当权,而不问他们是怎样行事和生活的。这些君主自己拥有国家而不加以防卫,他们拥有臣民而不加以治理;但是,其国家虽然没有防卫却没有被夺取,其臣民虽然没有受到治理却毫不介意,并且既没有意思也没有能力背弃君主。只有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。

[4]菲利波门(Filipomene,即Filopemen,公元前253—183),在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,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;先后战胜斯巴达,打败其暴君纳比斯,最后被俘处死;被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(Plutarch)外为“希腊的最后一人”。[18]法恩扎的统治者(SignorediFaenza)是阿斯托雷·曼弗雷迪(AstorreManfredi)。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: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,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,他们就成功了;而如果不协调,他们就不成功。我确实认为是这样:迅猛胜于小心谨慎,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,你想要压倒她,就必须打她,冲击她。人们可以看到,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,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。因此,正如女子一样,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,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[2],但是比较凶猛,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。钱柜娱乐首页qg777.com为此,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,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。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——特别是君主,因为他的地位更高——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。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,有人被贬为吝啬(这是使用托斯卡诺的用语,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,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掠夺取得财物的人,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己东西的人)。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,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;有人被认为残忍成性,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;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,有人被认为言而有信;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,有人则被认为勇猛强悍;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,有人则被认为矜傲不逊;有人被认为淫荡好色,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;有人被认为诚恳,有人则被认为狡猾,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,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,有人被认为稳重,有人被认为轻浮,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,有人则被认为无信仰之徒,如此等等。

因此,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,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,他就不会受到攻击。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,定将狼狈不堪地被驱逐出去。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,要使军队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,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有人也许要说,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,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,他们将忍耐不住,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。对此,我回答说: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,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,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,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,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;这样一来,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。更进一步说,当敌人到来的时候,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,并且决心进行抵抗,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。因此,君主更不应该犹豫不决,因为不久之后,当士气已经消沉,损失已经产生,灾害已经临头,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。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同君主团结起来,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,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,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。原来,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,这是人之常情。所以,如果认真考虑了全部情况,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,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,这是没有困难的。君主除了战争、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,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、其他的思想,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,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[1]。它的效力[2]不仅能够使那些生下来就当君主的人保持地位,而且有许多次使人们从老百姓的地位一跃而高踞王位。反之,大家都知道,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。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,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,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。虽然在古代历史上,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,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,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: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,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,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,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。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,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——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。这样一来,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,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。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,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。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,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[2],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[3]为了反对他的邻国,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,战事结束的时候,他们不肯离境,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。但是,君主对于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则务须慎重;不过,也不要杯弓蛇影,妄自惊慌。他应当慎思明辨,人道为怀,有节制地行事,以免由于过分自信而使自己流于轻率鲁莽,或者由于过分猜疑而使自己偏狭不能容人。

关于这个问题,我想引述当代的一个例子。当今的皇帝马西米利阿诺[1]的宠臣卢卡神父[2]谈及皇帝陛下时说。皇帝从不谘询任何人的意见,而且又从来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。这是由于他采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。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人,他既不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任何人,亦不听取关于这些计划的任何意见。但是当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,它们就开始为人们知悉和发现,并开始受到他周围的人们反对。于是他很轻易地就改弦易辙。结果,他今日所做的事情,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;谁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,并且不能够信赖他的决定。首先应该注意的是:在别的国家里,君主只需要同贵族的野心、同人民的傲慢不逊进行斗争就行了,可是罗马的皇帝们却有第三种困难:必须容忍他们的军队的残暴与贪婪,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它曾经是很多皇帝灭亡的原因,因为要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这两方面是困难的。这是因为人民酷爱和平,所以总是喜爱温和谦逊的君主;而另一方面,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、残暴贪婪的君主。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,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: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,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,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,你绝不能信赖他;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,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,而应该只想着君主,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。另一方面,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,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,尊敬他,使他富贵,使他感恩戴德,让他分享荣誉,分担职责;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,他就站不住,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,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,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。因此,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,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;如果不如此,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。这样一来,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,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,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。但是,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,当切萨雷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,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,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。因此,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,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。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: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,为人无限奸诈、残暴,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,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,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;而与此相反,其他许多人,依靠残暴的方法,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。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。我认为,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。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,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,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,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,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,其后决不再使用。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,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,可是其后与时俱增,而不是日渐减少。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,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,由于神与人的帮助,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,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。

弗朗切斯科·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,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;而他的孩子们[3]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,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。因为不整军经武,就使得人们蔑视你,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。这一点容后说明,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。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,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,这是不符合情理的。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,他方抱着猜疑,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。所以,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,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,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,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。现在谈另一种情况: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,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,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的君主,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。要取得这种地位,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,也不完全依靠幸运,需要的倒是一种幸运的机灵(unaastuziafortuAnata)。我认为,取得这种君权,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,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;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,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。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,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,不是君主权(principato),就是自主权(libertà),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(licenzia)。君主政体,不是由人民建立,就是由贵族建立,这要看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。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,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,并且使他当上君主,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另一方面,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,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,并且扶他做君主,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。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,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。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,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挥他们或者管理他们。钱柜娱乐首页qg777.com[2]费拉拉公爵(ducadiFerrara),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(Ercoleld‘Este,在位:1471—1505)和阿尔方索一世(AlfonsoⅠd’Este,在位:1505—1534)。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(Salinguerra)轮流统治费拉拉。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,由是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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